大宋是一个学术鼎盛的时代，早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就有周敦颐的理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苏轼的蜀学等等学派。同时期前后，还有李觏、邵雍、张载等一系列的知名学者。
而在南渡之后，随着江南地区生产发展，社会逐渐稳定下来，亦产生了吕祖谦、张栻、朱熹、陈亮、陆九渊、陆九龄、陈博良等一批知名的学者。他们中间有的并承古人，有的集前人于大成，有的另避新境，各持所说，而且纷纷开馆授徒，传描自巳的学术思想。一时之间学术隆盛，颇有几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势头。
不过由于各家学说都各自坚持己见，而且其中如朱熹、二陆、陈亮等人，都是个性自负的人，对别人的观点都不能接纳，因此各家学说之间的交流并不多。诸家之中，只有吕祖谦为人谦和，而且有容纳百川之量，也和各家学者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正是在他的引见拉陇之下，朱熹、二陆、陈亮等人之间才有了一些交流和沟通，如朱熹与二陆的鹅湖之会，陈亮和朱熹以书信的形式，进行了一番有关于王霸利义之辩。虽然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对于传播交流各人的思想，活跃学术气氛，还是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只是一来各人都各居其地，见一面也不容易，而且也轻易不愿自坠身份，与拜访其他人，因此这种交流也并不多。
而钟山书院的设立，正好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将天下的知名学者都汇集到建康来教学，共聚一堂，可以随时交流勾通，而且对每一个学者来说，也不存在谁拜访谁的问题。对朝廷来说，这也是宏扬文治，彰显太平盛世的一种形式。
因此这个设想一出，立刻得到了吕祖谦和张栻、陈亮等人的响应，他们为此为多方奔走，在他们的积集劝说下，再加上汇集都城的便利条件，朱熹、二陆、陈博良、刘子澄、赵景明、潘叔度等当代知名的学者也都纷纷响应朝廷的号招，入住钟山书院，教学授徒，传播各自的思想。
而各地的年轻学子也都纷纷赶到建康，投到钟山书院中学习。尤其以吕祖谦、张栻、朱熹、二陆、陈亮这六人的学徒最众，而且张栻、朱熹、陈亮三人都有官职在身，因此日常的例行讲课都有弟子代替，本人只是定期开堂主讲。
经过了四年多的建设发展之后，钟厶书院以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能够容纳三四千名弟子同时入住，还有六十多间用于普通教学教室，八间大型讲演教室和三间大型礼堂。其他的各项设施也都一应俱全。朝廷每年都会拔出一笔钱来，支付书院的开支费用。并公推吕祖谦和张栻主持书院的政务，朱熹、二陆、陈亮监督协助。
不过天下学者聚集一堂，在开馆授徒之余，互相之间自然免不了争论,有时候还会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好在吕祖谦和张栻都是老诚持重的人，索性就定时定期在大礼堂中进行公开的辩论，并且允许学生傍听，又定好了规矩，所有辩论都只限于学术之中，不许进行人身攻击，而且辩论完毕之后会，也不能记仇，把情绪带入平时的授课中。
正是甴于吕祖谦和张栻的努力，参与辩论的众人也都基本能够尊守这些规矩，因此这种辩论也能够得到良好的方向发展。影响力自然也越来越大。每次辩论，不仅是书院的学生傍听，就连不是书院的文士也被吸引了不少来观摩。能够容纳一千余人的大礼堂不伏坐无虚席，就连房外的回廓也被占满了。并且连皇帝赵忱也对这种辩论颇感兴趣，在叛乱发生之前，就以经御驾亲身到书院中听过三回。
见皇帝如此，大臣们自然也都纷纷效仿，而且大臣们几乎都与一些学者多少也有些交情，如韩彦直的四弟韩彦古本身就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也在钟山书院的教学，而陈俊卿的孙子就拜在朱熹门下，因此到了后来每逢辩论的时候，除了学生和文士之外，都会有不少大臣傍听。也以经形成一种风尚。
赵忱见状又下旨，无论是自己还是官员，傍听辩论时一率不许插言，辩论之后，也不许发表对辩论内容的评论，和普通学生一样，听完就走，以免学者有所顾忌，影响他们在辩论中的发挥。不辻对每次辩论都让人做好笔录，然后结集发行。而这些辩论集一经发行之后，往往都会立刻被抢购一空，甚至有不少都会运往其他地方销售。
这些情况张鹄也知道一些，因为有相当一部份的辩论集在金国都有销售，尽管要比宋朝这也至少晚了两个月，但也同样十分抢手。张鹄也算是读书人，对这些辩论集自然十分感兴趣，凡是在金国发行的，他几乎全都购买，并且都认真拜读过。其中也不乏见识卓著，议论独到的言论。
而在其中，又以朱熹与二陆，朱熹与陈亮这三方之间发生的辩论更多，大约要占到全部辩论的七成以上。
陆九龄和陆九渊虽是两人，但他们本是兄弟，而且主张相同，因此辩论时也是兄弟齐上，只算一派。
兄长陆九龄为人谦虚，性格平和，颇有吕、张两人的大度之风，而为弟后陆九渊却是才气卓荦，英气逼人，十三、四岁时，便悟出“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要观点。在十六、七岁时，知悉靖康年间大宋社稷覆亡的历史，心情悲愤，遂不去学习科举时文，反而剪去指甲，学习弓马，立誓为大宋复仇。而且性格自负，往往坚持自己的观点到极端之处。因此兄弟两人虽然一般被别人视为一体，但在辩论时基本都是陆九渊为主，陆九龄只是作些补充，并对其弟一些过于激烈的言辞加以制止。
他们兄弟和朱熹的学术分歧在于“教人之法，成德工夫”。
朱熹的主张侧重于“道问学”，应该先博后约，即通过泛观博览群书来认识“天理”，陆氏兄弟以之为“支离”；而陆九渊则主张“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而直指人心，以求顿悟，朱熹则以之为“大简”、“近禅”。因此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辩论。
最为精采的一次，是以陆九渊一首诗开头：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经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在诗中，陆九渊认为自己的“易简工夫”要胜过朱熹的“支离事业”。
朱熹自然不能接受，因此针对二陆的“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展开反击，他的理甴是：“格物致知”，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因此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从古代圣贤的书中吸耶经验，认理解圣人原意，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这才是达到圣人境界的有效途径。
陆九渊则坚持己见，认为人都有天赋道德之心，强调自古圣贤相传的不过就是这种本心。人应该牢牢地掌握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这才是入圣成贤之根本，何必将精力耗费于诠释古人经典，探求什么精微之义上呢？只要每个人能够发现并坚持自己的良心，也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朱熹认为，陆学以求本心来囊括天下万事的思想，以及据之而提出的扫去一切穷理之事的简易方法，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对理的认识。因此批评陆学谈空说妙，崇尚心悟，“不肯就实”的治学方法，指出陆氏对于圣贤精义要皆不暇深考，而只一味乐于简易，以“悟”之一字惑人，最终不可入尧舜之道。
而陆九渊则认为自己的办法是简捷易行的，而朱熹的办法不好，因为圣人的经典说法本身就支离破碎、真假难辩，而且许多经典本身就互相矛盾，再加上学习者各自理解的又各不一样，那么，难保没有小人借圣人之言行小人之实，又如何依靠经典书籍来达到目前呢。因此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并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于是双方围绕着这一话题各自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气氛也越来越激烈。在最后，陆九渊甚致对朱熹的观点半开玩笑的发出诘难：“尧舜之前，何书可读？”不过他这言一出，就立刻被陆九龄阻止，这场激烈的辩论才算没有继续激化下去。
不过经过这场辩论之后，双方也都部份接受了对方的观点思想。特别是二陆之中的陆九龄，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与朱熹取得了一定的契同，也逐渐改变了观念，转向了著书讲学的求道方式。而朱熹在某些方面也承认过陆九渊说得确定有道理，认为达到圣人境界的首要功夫，是要心里真有敬仰之意也十分重要，读书到是第二位的。这已经和陆九渊的主张没什么太多的差别了。
而只有陆九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用准，在后来他又在书院中做了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的单独演说，听者达千余人，其中不少有人都被感动得落泪。朱熹对此也深为钦佩，竟指示门人将其记录下来，要刻石为铭。
当张鹄读到“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一段时，也不禁对陆九渊这个带有一点强辩的尖锐问题忍俊不禁，同时也不得不佩服，宋朝的学术文化气氛，确实不是金国所能比的。
这也是任何一个入主过中原地区的异族都难以逾越的问题，财富可以创造掠夺，国土可以征服扩大，精巧的工具可以仿造，先进的生产技术可以学习，但一个民族的文化却是要靠一点一滳来慢慢积累，一点也不能强求。而汉族正是通过几千年的沉积，才形成了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
而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或许不能使汉人比异族更强捍，更为坚忍，但却使汉人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使侵入中原的异族无论有多么强大的武功，无论在初时多么强势，但在最终要么被汉文化所同化，侧底放弃本族的习惯，成为汉族的一部份，要么拒绝同化，被重新掘起的汉族王朝逐出中原。因此也留下了“胡人立国不过百年”，这样一句话。
在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之前，女真族不过是一个还没什么文化，以渔猎放牧为生的民族。虽然渔猎放牧的生活铸就了女真族强捍、坚忍的性格和强大的武力，但在入主了中原之后，虽然还不足五十年，由于在文化上距大落差，使轻易占领了宋朝半壁江山的女真族对于汉族的文化却毫无抵抗之力，经过金熙宗、海陵王的两次改制之后，女真族对于汉族的文化几乎全盘接收。
尽管世宗皇帝对这一点早有戒备之心，在位其间不断强行以政令，来使女真族保持相当一部份自己的民族特性，但也收效甚微。女真族整体的汉化趋势几乎无可逆转。
现在的金国，在女真族平民中间还保着一定的民族特性之外，女真贵族的生活习惯几乎和汉人没有太多的区别，他们以正统礼仪而自居，把北方的蒙古人视为蛮夷之辈，以呤诗填词作赋为时尚，也尊崇孔孟之道，接受各种儒家思想。宋朝这边关于道理性命之学的书籍，在金国都被视为经典。
想到这里，张鹄也不禁苦笑起来，自己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张家是祖居勃海的望族，然而深受汉亿，到了张浩这一代，其实和一个汉人还有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