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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所说的故事，让每个听到的人都沉默了下来。我们多少听到过一些战俘营的故事，只知道大部分的战俘被露天安置，即使到了秋天，也没有任何防护，白天黑夜都在铁丝网围成的战俘营里，在忍饥挨饿中自生自灭，却从来没想到德军居然会这么肆无忌惮地屠杀我们的指战员。
“后来呢？”谢杰里科夫瓮声瓮气地问道；“那些被杀害的战俘尸体是怎么处理的？”
“还能怎么处理？！”尼古拉耸了耸肩膀，有些无奈地说道：“德国人让我们挖了两个大坑，把所有的尸体扔了进去，然后浇上汽油放火焚烧。等尸体被烧得半焦了，再让我们用土把坑填上。”
只听谢杰里科夫又问：“可是我听说的，却是另外一码事。据说德国人对我军的战俘进行了严格的登记管理，进行过专门核算，对哪个集中营内有多少战俘、需要准备和分配多少必须的食品份额都有明确的、具体的概念。集中营内每名战俘都有一张所谓的‘身份卡’，正面是编号和名字，背面记载着所有的个人情况，如民族、职业、军衔、被俘时的部队、被俘地点、健康状况、被俘或运送到集中营时的伤病情况等，还经常写上家庭住址。登记时还留有指纹，拍过照片。死后还会在卡片上补充进埋葬地点。”
“中校同志，我不知道您是从什么地方听说的这些。”尼古拉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他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反驳说：“我在战俘营的三个月里，就从来没吃饱过。每天中午或晚上，就会有几个德国兵提着一桶面包，隔着铁丝网朝战俘中间扔。他们扔完以后，就叼着烟卷站在铁丝网外面，看着我们的战友为了争夺几片面包而争来争去。
绝大部分战俘患上了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坏血病、无休止的腹泻、结核病。大家饿得无法忍受，整日在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草、树根、昆虫、食堂里的残渣剩饭等。每天都有人病死，饿死，尸体到处都是，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大家吃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包括草和有毒的蘑菇等。”
说到这里的时候，尼古拉的声音变得哽咽起来，他泣不成声地说道：“如果我们不加入德国人的部队，等待我们的命运，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活活饿死。”
我听到这里叹了口气，停住脚步等尼古拉走近以后，我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上尉同志，别难过，一切都过去。你和你的战友们所遭受的一切的苦难，将来我们会让德国佬十倍百倍地来偿还。”
尼古拉用衣袖摸了一把眼泪，抬起头，用怀疑的语气反问道：“师长同志，您认为有这么一天吗？或者说，您认为我们能打败已经冲进了斯大林格勒的德国人吗？”
“那是肯定的，尼古拉上尉。”如果说谁对苏军战胜德军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话，那个人肯定就是我。虽然我不能透露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攻日期，但却不妨碍我将最后的结果告诉我身边的指战员们，以增加他们抗击敌人的信心和士气。“没看敌人目前的攻势猛烈，但他们的部队已经很疲劳了，攻击的力度也越来越弱，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展开反击，将他们彻底地消灭掉。”
“您说是彻底消灭掉，”尼古拉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谨慎地问道：“而不是将来犯的敌人击溃吗？”
我知道尼古拉问这话的缘故，眼看第62集团军都被保卢斯打得苦不堪言了，而我却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我军可以全歼来犯之敌，无异于痴人说梦。假如不是我的军衔最高，估计早就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骂开了。为了让大家安心，我故意把话题岔开：“去年这个时候，古德里安的部队气势汹汹地扑向莫斯科时，有多少人认为我们能守住莫斯科并击溃敌人？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我们不光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趁机收复了不少的地区。
别看到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暂时占据了上风，可是你看看他们对我们的马马耶夫岗投入了多少兵力，发起过多少次进攻，可到现在依旧没能从我们的手里把阵地夺过去。”我这么一说，谢杰里科夫和尼古拉似乎被我说服了，两人都在不停地点着头，表示认同我所说的话。
我抬手看了看表，随后对谢杰里科夫说：“中校同志，从今天起，尼古拉上尉和他的部队就编入你的一团，番号就用一营吧。”见谢杰里科夫点头表示同意，我又扭头问尼古拉：“上尉同志，你没有意见吧？”
尼古拉使劲地摇摇头以后，果断地回答说：“报告师长同志，我坚决服从您的命令。”
我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三团的防区。戈都诺夫和他的几名手下似乎等了很长的时间，见我们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就带头一路小跑了过来。
来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后，向我恭谨地报告说：“报告师长，您让我召集的指挥员们已集中起来了，共有39人。”他说着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房说，“他们目前都待在那个建筑物的会议室里，等待着您的到来。”
我和戈都诺夫握完手以后，又和他带来的几名指挥员一一握手。在握到最后一个人时，我意外地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指挥员，穿的不是陆军的制服，而是坦克兵的制服。看着这人面熟，但仓卒之际却想不起对方的名字，我只好歉意地说道：“坦克兵指挥员同志，我看着您很面熟，可就是想不起您的名字。”
没等坦克兵指挥员回答我的问题，听到我说话的戈都诺夫已经走过来，抢先介绍说：“师长同志，难道您忘记了？这是瓦吉姆啊，是坦克营的营政委，当初他还是跟着夏平政委，被您一起从集团军司令部带过来的啊。”
戈都诺夫这么一说，我顿时想起来，当初我确实从要撤退的坦克旅那里要了夏平政委和不少的战士，回来加强了师坦克营，而这位瓦吉姆来了以后就担任坦克营的营政委。想起对方是谁以后，我使劲地摇晃他的手，向他道歉说：“瓦吉姆同志，不好意思，当时您来的时候天太黑，没看清您的长相，还请您原谅。”
瓦吉姆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师长同志，您到坦克营来的时间少，不认识我也很正常嘛。对了，营长佩尔斯坚少校什么时候能回部队？”
瓦吉姆的话让我想起了生死未卜的佩尔斯坚，本来听说他和普加乔夫被送进了医院，我的心里还很踏实，可昨天看到那躺在地上痛苦呻吟无人过问的伤员们，我对两人的命运又莫名地担忧起来。
我正在犯愁该如何回答瓦吉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站在身边的尼古拉上尉，心里便有了主要。于是我避而不谈佩尔斯坚的事情，而是反问瓦吉姆：“瓦吉姆同志，坦克营目前还有多少坦克啊？”
听到我的这个问题，瓦吉姆也顾不上再打听佩尔斯坚的下落，连忙向我汇报说：“报告师长，坦克营现有坦克五辆，弹药充足可是没有燃料，所有只能留在这里做固定火力点使用。至于坦克手嘛，由于这段时间我们又招收了一些，目前有八十多人。”
我等他汇报一完，立即把尼古拉上尉拉到了他的面前，向他介绍说：“瓦吉姆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尼古拉上尉，他的手下有一个坦克连，有三辆坦克。”接着我又吩咐尼古拉：“上尉，为了加强坦克营的力量，我决定把你营的坦克连补充给瓦吉姆同志，你没有什么异议吗？”
“没有，我服从命令。”
我跟着戈都诺夫走进了他所说的那栋建筑物，沿着残破不堪的楼梯小心翼翼地上了二楼，沿着满是碎石瓦砾的走廊向会议室走去。在离门洞大开还有四五米的时候，戈都诺夫忽然提高嗓门，冲着里面用亲切的声音喊道：“同志们，我们的师长来看大家，都出来吧！”
随着他的喊声，从会议室里哗啦啦地涌出了一群人，本来就不宽敞的走廊顿时被挤得满满当当的。巴斯曼诺夫连忙喊了一嗓子，带着几名警卫员越过我的身边，上前拦住了那些想冲过来的人。
我看着这些衣衫褴褛而又肮脏的指挥员们，因为听到我的到来而乐得发狂，不禁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我连忙走到巴斯曼诺夫的身后，隔着警卫员抬手向里面的指挥员们问好：“指挥员同志们，你们好啊！”
“指挥员好！”
“师长好！”
那些被警卫员挡在另外一侧的指挥员们七嘴八舌地喊道。
等稍微安静一点，戈都诺夫也走到我的身边，冲着那些人喊道：“好了，大家都进去吧，别堵在门口，否则我们就进不去了。”
等到所有的人都退进了会议市，我才在巴斯曼诺夫他们的保护下走进了会议室。进门一看，这个会议室的中间摆着一张长方桌，不过已不能用了，上面堆满了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石块不说，甚至还有一条桌腿断掉了。而那些指挥员都站在破桌子的两侧，向我行着注目礼。
我面带微笑地从室内每一位指挥员的身上扫过，看到他们虽然身上的军服又破又烂，头发胡子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修剪过了，但此刻他们却个个显得精神抖擞。
我咳嗽了一声，接着大声地说道：“同志们，你们受苦了。我向你们宣布，你们统统自由了。我是独立师的师长奥夏宁娜少将，我们的人策动看守你们的东方营官兵反正，把你们全部解放了。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光荣的独立师的一员，我代表全师的指战员，欢迎你们的加入。”说着，我双脚并拢，抬手向在场的指挥员们行了一个环礼。
一名指挥员从离我不远的人群中走出来，来到了我的面前，郑重其事地问道：“将军同志，我们在战俘营时，曾经听说过，凡是被俘的人员，不管事先有没有抵抗，以及后来是如何脱险的，都要接收内务部的审查，并被送往西伯利亚，是真的吗？”
我看着面前这个脸色蜡黄的中年男子，又瞥了一眼他的领章，上面的军衔标志早已没有了，但从隐约痕迹上，我判断出他是一名大尉。于是我认真地回答他说：“大尉同志，您所担忧的事情，我不否认，在其他的部队里肯定是有的。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在我的独立师里，根本就不会委屈任何一个我们自己的同志。”(《燃烧的莫斯科》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qdrea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未完待续。)